后来，乡里有个小干部，出了个主意。咱就跟上面的领导说，这沙土地里，忽然长不出农作物了，种什么，就死什么。理由倒也简单，这小山是地质火山，可能是火山不稳定，土质发生了变化，你想想，火山底下，不知道有几千度的高温呢，种下去的红薯苗，能不烧死吗？

乡里按此给县里汇报，县里再往上汇报，一层层的，最后上级领导信了，不再追究吃红薯的事。但乡公社的领导，自然知道这事情的根本原因。为了惩罚村公社，乡公社的领导，一咬牙，一跺脚，他妈的，这山上的红薯，谁也别种了，谁也别吃了，省的再节外生枝。

乡里公社给村公社，下了命令，以后这山上，什么也不许种，谁也别侵占了这公家的地。

村公社支书，虽然觉得惋惜，但也无力反驳，。反正是大伙的地，是集体的地，就宁肯他荒着，废着，也不种半亩的农作物，总不能跟乡里唱反调吧？你种了，收不上东西来，上面会怪罪。你编个理由，说这沙土地里，长不出农作物来，领导听了还挺满意，也自然就没有人，会再找麻烦了。

就这样，原本每年还能种些花生，红薯，瓜果蔬菜的山上，由此便荒废了。

几个胆子大的社员，私下里想着，偷偷在山上种点东西，好填饱肚子。结果被乡公社的巡逻队发现了，直接五花大绑，送到了公安局。为此给定了个罪名，说他们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公社必须割了，这资本主义的尾巴。偷着在山上种地的几个社员，被判了三年，扔进了监狱改造。

从此，再也没有哪个社员，敢在山上动心思了。

纵使鸣琴心里觉得惋惜，但上级领导的决定，他也无能为力。所以对着村南的小山，他只能望尘莫及，带着国增去村北的地里看看。村北不光有平壤的土地，社员们的打谷场，也都在北边，去北边走走，刚好一举两得。趁此看看社员们，如今地里的活干完了吗，打谷场的活干完了吗。

刚走到打谷场的边上，却看到几个社员们，正拿着做农活的家伙事儿，在偷奸耍滑的晒太阳。看见鸣琴走过来，却又立刻装模作样的干活，鸣琴也装作没看到他们偷懒，对着一个互助组的组长道：“老杨，地里的活都干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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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会计啊，干完了，干完了，就剩打谷场里，这点活呢。”老杨回答。

“还剩几天能干完啊？”鸣琴继续问。

“怎么着，也得个三五天吧。”老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