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的声音渐渐远去，显然是几个学生一边激烈讨论着，一边走过了实验室的窗外。

实验室里，小王下意识地抬起头，看了一眼窗外，又看了看眼前这台不听话的机器，喃喃道：“德先生……赛先生……同学们争得可真凶。”

陈博士直起身，推了推眼镜，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介于感慨和欣慰之间的笑意：“让他们争去吧。思想活跃，是生命力旺盛的表现。无论是德先生，还是赛先生，都是我们这片古老土地迫切需要的。而我们现在做的，”

他的目光重新落回那台内燃机上，眼神变得锐利而坚定，“就是让赛先生的根基，扎得更牢一些。有了赛先生带来的力量，德先生的路，或许才能走得更稳当。这两者，未必就是对立的。”

他这话，像是在对学生说，也像是在对自己内心深处某些盘旋已久的疑问做出回答。他知道，窗外那些年轻学子口中争论的“德先生”，其内涵与西方的原生概念已然不同，在这个由唐启以铁腕和远见塑造的新秩序下。

“民主”更多体现在技术官僚的选拔、基层的参与以及广泛的爱国动员上，而非多党竞争的政体。这是一种适应性的、带有强烈实用主义色彩的改造。

李根源的汇报还在继续，他已经翻开了那份厚厚的报告，指着其中的一些图表和数据，向唐启详细解释着各地学堂的兴建情况、师资的培养、课程的设置，以及那些归国学者带来的国际最新科研动态。

唐启听得非常仔细，不时插话询问一两个关键的细节，比如偏远地区学生的入学率稳定性，比如基础教材的编纂进度与思想统一的问题，又比如对那些归国学者，除了科研支持，生活上是否安置妥帖，是否有足够的尊重和理解，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大帅放心，生活待遇都是按最高标准，家属的工作、子女的入学，也都优先安排。大家回来，图的主要不是这个，是看到国家有了新气象，有了干实事、干大事的环境和决心。”李根源感慨道，“像陈建功博士，他在日本的年薪，换算成大洋，是我们的五倍还不止。

但他跟我说，钱多钱少，在历史责任面前，不值一提。他要的，是一个能让他的知识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