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街上，我故意走慢了，走进一家打印店复印身份证。出来的时候那人还在五十米外，站在公交站牌下假装等车。我拐进一家药店买了瓶碘伏和纱布，坐在门口台阶上给自己包扎手掌。血已经止住了，但伤口有点深，得缝针才行。

我没回警局，去了赵勇家楼下。我没上去，就在对面便利店坐着，点了杯热咖啡，看着他家窗户亮灯了才起身离开。要是真有人查我的行踪，会以为我去赵勇那儿了——这是个幌子，让他以为我要找搭档商量事儿。

其实我没碰手机，也没联系任何人。

回家路上我又换了条路，穿过地下车库出口，绕进一所中学围墙边的小路。这次我没回头，把刚买的创可贴撕开一半扔在地上，故意让它卡在排水沟边上。二十分钟后我从另一头回来，创可贴没了。

他们连我扔垃圾的习惯都在记着。

回到家我先去洗澡。热水冲在背上，我才觉得冷，不是天儿冷，是那种被人盯着后背的感觉。我擦干身子，换上干净衣服，把染血的那件塞进洗衣机泡着。

然后我坐到书桌前，打开笔记本，写下三个名字：灰隼、周志远、郑铭。

我不确定谁是“灰隼”，但我知道这人肯定在我身边很久了。他能拿到我三年前的出警记录，能在我写地址的时候让我自己写下线索，还能让便利店店员配合留标记。

这不是外人能干出来的事儿。

我打开抽屉最底下，拿出一支旧圆珠笔，拧开笔帽，把刚才那张写着地址的纸条卷成细条塞进去。再装上笔帽的时候，笔身咔哒一声合上，就跟扣上保险似的。

我把笔放外套口袋里，躺床上闭着眼。

不是睡觉，是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