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巷尾，人们低声议论着，眼神里充满了愤怒与绝望。

“贵族要打仗，因为他们靠战争赚钱，而我们流血，我们挨饿！”一个码头工人对着同伴怒吼。

小主，

“税越收越多，面包越来越贵，我们的命却越来越不值钱！”一个纺织女工咬牙切齿。

“那些贵族老爷们，拿我们的钱去印度买奢侈品，现在公司垮了，我们的钱呢？谁来还我们！”

“那么多殖民地，每天报纸上都写着胜利，可钱呢？那些殖民地的钱呢？我们越来越穷，是不是贵族要吸干所有人的血，才肯罢休！”

不满的情绪，像地下的岩浆一样，在黑暗中积蓄着热量，等待着爆发的那一刻。

而此刻的英国政府，依旧在往海外派兵，依旧在向欧洲战场输送物资，依旧持续不断的向人民征收越来越高的重税。

他们看不见，或者说，他们选择看不见——那些在矿井里爬行的孩子，那些在寒风中颤抖的家庭，那些因股灾而一夜赤贫的中产阶级，那些被压榨到极限的普通劳动者。

但在那烟尘弥漫的天空之下，在那灰暗冰冷的城市之中，人民的怒火，已经点燃。

这就像地底的岩浆，你看不见，但它早已在燃烧，在不断翻涌，在积蓄力量。

1814年，俄罗斯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莫斯科以东三百公里，一个名叫米哈伊洛夫卡的小村庄，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宛如一块沉寂的白布，铺展在苍茫的荒原上。寒风从乌拉尔山脉的方向呼啸而来，穿过光秃秃的白桦林，卷起地上的雪粒，拍打在那些低矮破旧的木屋上，发出呜咽般的声响。

这是俄罗斯大军正在向法国腹地挺进的一年，但在米哈伊洛夫卡，战争还远得像天边的雷声，村民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活过这个冬天。

村子的边缘，有一间极为普通的农家小屋，屋顶上的茅草已经发黑，有些地方还塌陷下去，露出几根腐朽的木梁。墙壁是用泥和木条混合夯成的，经过多年风雪侵蚀，早已斑驳不堪，缝隙里塞满了干草，以防寒风灌入。

屋子里，烟雾缭绕。

一口铁锅架在简陋的炉灶上，烧着从附近森林里捡来的枯枝。炉火微弱，勉强能煮熟一锅稀薄的菜粥，却不足以让整个屋子暖和起来。墙角堆着几捆干草，算是全家人的“床铺”，上面铺着破旧的羊皮袄和粗麻布。

这就是伊万一家五口的家。

伊万，四十出头，是个瘦削的农民，常年弯腰劳作，脊背早已佝偻。他的脸像是被风刀霜剑雕刻过一般，粗糙、黝黑，布满深深的皱纹。他的妻子玛特廖娜，比他小五岁，却已经像个老妇人，头发灰白，手指因常年洗涮与揉面而皲裂粗糙。

他们有三个孩子：十九岁的儿子叶戈尔去了法国前线，十岁的女儿娜斯佳，还有刚满三岁的小儿子费佳。

伊万家原本有几亩薄田，种着黑麦和马铃薯，勉强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但在过去的几年里，天气越来越糟，夏天干旱，秋天霜冻，收成一年不如一年。

而今年更糟。

入秋以来，一场早霜冻死了大部分庄稼，剩下的黑麦稀稀拉拉，磨出来的面粉少得可怜。马铃薯也因为土壤贫瘠，个头小，数量少，根本不够吃到冬天结束。

“今天只能煮一锅稀粥了。”玛特廖娜低声说道，用木勺搅动着锅里的黑麦糊，里面掺杂着少量的马铃薯皮和几根干菜叶。

伊万坐在炉火旁，手里拿着一块粗糙的面包——那是去年秋天剩下的最后一块黑面包，已经硬得像石头，他得用刀子一点点刮下碎屑，泡进粥里，才能下咽。

“村里的磨坊主又加了钱，磨一袋麦子要半个银卢布。”伊万低声抱怨，“可我们哪来的钱？”

“听说军队打进法国了。”玛特廖娜一边哄着怀里的费佳，一边低声说，“东边的村子有人说。叶戈尔有四个月没有寄钱回来了，我有些担心”

伊万皱了皱眉，“叶戈尔会没事的，我们要熬过下一个春天”。战争对他来说太遥远了，远不如明天的面包和炉火重要。他只知道，今年冬天，恐怕又要挨饿了。

娜斯佳穿着一件破旧的羊皮袄，那是他哥哥小时候穿的，已经短了一截，袖口磨得发亮。蹲在炉火旁，用一根木棍拨弄着火堆，眼睛却盯着锅里的粥，吞咽着口水。

菲娜抱着一个小布娃娃——那是母亲用破布和稻草缝的，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吭。她已经很久没有吃饱过饭了，小脸瘦得尖尖的，眼睛却大得惊人。

“等开春就好了。”伊万看着孩子们，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开春了，咱们种多点地，说不定能多打点粮食。”

玛特廖娜没有接话。她知道，开春也不一定就好。种子贵，农具旧，田地贫瘠，就算拼命干活，天公不作美，也还是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