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传奇故事：《越女剑》全解析
春秋末年越王勾践的传奇故事：《越女剑》全解析 金庸武侠作品集除了“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还有一篇《越女剑》和《三十三剑客图》。《三十三剑客图》本是清代任渭长所作版画，其素材来源于明代王世贞《剑侠传》，而《剑侠传》的故事又来源于唐宋传奇。金庸先生除了对《三十三剑客图》各篇解说外，还将第一篇《赵处女》改写为《越女剑》，也因而成为金庸最短的武侠小说，讲的是春秋末年越王勾践从返越灭吴，其中作用最大的就是薛烛督造的剑和越女教导的剑术。
不过，薛烛和越女二人，在《左传》《史记》均无记载，薛烛始见于《越绝书》，越女始见于《吴越春秋》，这是东汉时期越人编撰的两部野史，所以薛烛和越女也偏向于传说人物。
根据《越女剑》的说法，薛烛和风胡子都是著名铸剑师欧冶子的弟子，欧冶子为越王勾践之父允常铸剑五口：湛卢、纯钧、胜邪、鱼肠、巨阙，其中胜邪最优，纯钧、湛卢其次，鱼肠再次，巨阙最差。后允常将胜邪、鱼肠、湛卢赠予吴王阖闾，之后湛卢又流传到楚国，故越王手中的纯钧、巨阙不敌吴王手中的胜邪、鱼肠。而欧冶子又为楚王铸龙渊、泰阿、工布三剑，龙渊剑为吴国上卿伍子胥所得，并转赠薛烛师兄风胡子，风胡子遂在吴国教练铸剑。
不过在《越绝书》里，薛烛和风胡子都只是相剑师，并非铸剑的师兄弟。根据越国相剑师薛烛的介绍，欧冶子所铸的五剑中，最厉害的并非是在吴国的胜邪，而是在越国的纯钧。据说，欧冶子在铸造这五把铜剑时，“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雨师扫洒，雷公击橐；蛟龙捧鑪，天帝装炭；太一下观，天精下之”，凝聚了天地的精华。《越女剑》将胜邪改为最强，当是为了强化吴越两国的实力悬殊。
风胡子实际上只是楚国的相剑师，对楚王介绍了欧冶子、干将一起铸造的龙渊、泰阿、工布三剑，这三把剑与欧冶子为越王铸的五把剑不同，它们都是铁剑。在《越女剑》里，没有突出这两组剑的不同。但在《越绝书》里，却对铁剑有了更神奇的描写。说的是晋、郑王为了得到这三把剑，兴兵攻打楚国，而楚王拿起泰阿剑登城挥舞，于是“三军破败，士卒迷惑，流血千里，猛兽欧瞻，江水折扬，晋郑之头毕白”。
在《越女剑》里，薛烛还提到干将莫邪夫妇铸剑不成，之后莫邪将身体投入剑炉才铸成宝剑。此事出自《吴越春秋》。干将莫邪是吴国的铸剑师，因为铸剑不成，想起先师夫妇曾为铸剑殉身，于是莫邪也投身剑炉，终成干将、莫邪一对名剑。于是干将把干将剑私藏，而只将莫邪剑献给吴王阖闾。而在《搜神记》里，则是说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莫邪临产，干将献雌剑被杀，后干将莫邪之子杀楚王复仇。鲁迅小说《铸剑》即是取材于《搜神记》。
这样的记载，当然不会是历史史实，更加偏向于民间传说，反映的是南方民族对剑的崇拜。
目前考古最早见的铜剑，是山西保德林遮裕出土的商代后期铃首剑，应该是传承自北方草原民族。剑在步兵、骑兵作战中比较有优势，在西周时期才推广到全国。不过，从商代到西周的剑都只有二三十厘米长，更加类似于匕首。到春秋初期随着铸造技术的进步，剑身达到三四十厘米长，这样才有了真正适于作战的青铜剑。吴越地区水网密布，作战以步兵和水军为主，加上南方铜、锡矿资源充足，所以吴越地区青铜剑铸造技术名列前茅。
出土所见的吴越地区青铜剑，当然没有《越绝书》里这样五花八门的名号。当时的剑，一般都只会刻上剑主的名字。比如闻名天下的“越王勾践剑”，上面刻有八个字“戉王鸠浅自乍用鐱”。有的青铜剑上面也会记事，比如“吴太子姑发剑”，不但刻有吴王太子姑发（当即吴王诸樊）铸造此剑自用，还有“在行之先，以用以蒦，莫敢卸余，余处江之阳，至于南行西行”的语句。越国的青铜器从允常、勾践时才有铭文，应该是对吴国青铜技术有所模仿。
至于铁剑，从考古成果来看，春秋末年吴越地区没发现，两国出土铁器以农具为多。台北“古越阁”收藏一把“越王州丩剑”，是战国前期越王朱句自制的铁剑。不过，铁剑在西周末年三门峡虢季墓中就有发现，吴越两国可能也偶有用过，但肯定还不能形成青铜剑这样的生产规模。战国人口中称颂的仍然是吴越的铜剑。比如《庄子》就说“夫有干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吴灭干（邗）国，故也称“干”。
吴越两国的铸剑技术，在当时确实非常高超。1978年，复旦大学静电加速器实验室等单位就对“越王勾践剑”进行无损检测，发现其合金比例很合理，剑刃部分含锡多而很锋利，剑体部分含铜多而有韧性，正如《战国策》说“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剑身上面有硫化后的黑色菱形花纹，与经过抛光后光滑闪耀的剑身形成对比，确实有《越绝书》里“浑浑如水之溢于塘”“焕焕如冰释”的感觉。
尽管历史上吴越宝剑没有文学描写得神奇，但其造型之精美、锋芒之锐利，也足以震撼两千多年后的我们，剑也因此成为了武侠世界中最重要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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