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近三年所有救助站的登记名单。”他拉开门，语气坚决，“光有想法没用，得有人去对接。不然再好的计划也落地不了。”

小主，

门关上了。我走到窗边。天已经亮了，楼下的警车来回穿梭，同事们陆续上班，有的打着哈欠，有的拎着早餐匆匆走过。生活照常运转，像一台不停歇的机器。可我知道，有些裂痕正在被修补，有些曾经被忽略的声音，正一点点浮出水面。

李悦还在调试程序。她把五个指标整合成一个评分系统，取名叫“脆弱指数”。当某个人的风险值超标时，系统会生成一条预警通知，包含最后出现地点、外貌特征和相关记录。她做了模拟测试，输入历史数据跑了一遍。

“第一批数据跑通了。”她抬头看我，声音带着疲惫里的兴奋，“模拟结果显示，全市目前有四十七人符合高危标准，分布在八个城区。”

我盯着那个数字，心揪紧了。四十七个可能正在崩溃边缘的人，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城市的角落，在监控看不到的地方，在凌晨三点的桥洞下瑟瑟发抖。他们不是坏人，不是危险分子，只是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如果我们不做点什么，他们中的某一个，很快就会变成下一个“Z-1”，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半小时后，赵勇回来了，怀里抱着一个旧旧的牛皮纸袋，边角都磨破了，纸面发黄，折痕快裂开。

“拿到了。”他把袋子放在桌上，喘了口气，“老城区三个救助站的完整登记表，还有部分巡查记录。一开始他们不肯给，说这不是警方职责。”

“你怎么说的？”我问。

“我把Z-1的生存轨迹图摊在他们桌上。”赵勇冷笑，“我说，这个人三个月前还在领救助餐，两个月后就被绑进实验室切开脑子。你们觉得，他当初来登记的时候，算不算‘我们的事’？”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些：“后来他们没再拦我。”

李悦马上接过文件开始扫描录入。我把那份“脆弱指数”草案打印出来，贴在白板最显眼的位置。标题写着：“高风险流浪人员动态监测机制（试行）”。下面列出了五项核心指标、响应流程、责任分工和试点区域。

“明天总结会上，我要提这个。”我说。

“郑铭那边……”李悦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他知道我们在搞这个吗？”

郑铭是分管副局长，做事讲究规矩，对创新一向持保留态度，尤其讨厌“越界操作”。

“不管他怎么想。”我打断她，“这事不能再拖。我们已经有证据证明，这些人不是随机受害，而是被精准挑选的。周雄团队有一套筛选标准：孤立无援、社会关系断裂、长期脱离公共视线。他们专挑‘不会被人找’的人下手。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下一个徐文芳，可能连名字都不会留下。”

李悦点点头，继续埋头工作。她的屏幕上，第一份正式预警报告正在生成。姓名栏写着“未知”，性别男，年龄约三十八岁，最后一次出现在城西立交桥下监控中，穿得很单薄，动作迟缓，翻垃圾桶找吃的。系统标注：风险等级——一级；建议处置方式——立即核查并提供临时安置。

我拿起笔，在报告下方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赵勇坐在桌边翻着那份名单，忽然停下：“这个人……我见过。”

“谁？”

他指着一页：“王建国，五十一岁，去年冬天在火车站附近冻伤送医，出院后失联。我去现场做过笔录，他说自己在工地打零工，年底老板跑了，工钱一分没拿到，房子也被房东收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