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呢？”

“再没消息。”赵勇合上本子，声音低沉，“如果那时候有人跟进一下，帮他申请临时补助，或者安排住宿，或许他就不会流落到那种地方。也许……他就不会成为目标。”

屋里安静下来。空调嗡嗡响，窗外传来远处工地的打桩声。我们都明白，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过去几年，有多少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滑出了社会的视线？又有多少家庭，多年后才发现亲人早已不在人间？

李悦轻轻敲下回车键，新一批数据开始比对。她的手指在鼠标上摩挲着，像是在确认某种真实感。

“我一直以为，技术是用来破案的。”她忽然说，“但现在我觉得，它更该用来防案。破案是救一个人，防案是救一群人。”

我看着白板上那句红笔写的总结：“不是他们选择了犯罪，是系统遗忘了他们。”我拿起另一支红笔，在旁边画了个圈，添上一行小字：“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系统重新学会记住。”

第二天上午九点，会议室坐满了人。郑铭坐在主位，眉头微皱地看着投影上的“脆弱指数”方案。各部门代表轮流发言，有人质疑数据合法性，有人担心基层负担，还有人提到隐私问题。

我站在前面，没回避任何一个问题。

“我们不是要监控所有人，而是关注那些已经被忽视的人。”我说，“他们不是不想求助，而是不知道怎么求助，甚至不觉得自己值得被帮。我们建这个机制，不是为了增加管理成本，而是为了填补本就不该存在的空白。”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赵勇展示了王建国的案例，李悦播放了预警流程演示。最后，郑铭沉默了很久，点了点头：“先在两个区试点。三个月评估效果，再决定是否推广。”

散会后，我回到办公室。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道光影。我打开抽屉，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是徐文芳女儿小学毕业典礼上的合影，小女孩站在妈妈身边，笑得特别甜。这张照片是从她家抽屉深处找到的，背面写着：“妈妈，长大后我要当医生，治好你的头痛。”

我把照片轻轻放回去，关上了抽屉。

几天后，“脆弱指数”系统正式上线试点。第一个被成功干预的是一个叫陈志明的中年男人，公司裁员失业，妻子离婚带走了孩子，他在桥洞住了二十多天，靠捡废品活着。系统发出预警后，社区民警上门核实，帮他入住救助站，还安排了心理咨询。三天后，他拨通了姐姐的电话。

两周后，李悦告诉我，全市高风险人群数量下降了12%。虽然不多，但趋势是好的。

那天傍晚，我又站在窗前。夕阳染红了半边天，城市灯火一盏盏亮起来。楼下广场上，孩子们笑着追闹，老人坐在长椅上聊天，情侣手牵手走过喷泉。

这个世界不完美，但它值得我们努力。

我转身看向白板，上面多了李悦写的一句话：

“没有人应该无声无息地消失。”

我拿起笔，在下面补了一句：

“从此刻起，不让任何人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