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金庸笔下的正邪合体
张无忌：金庸笔下的正邪合体，人物评析
一、创作思路
小说“射雕三部曲”的三位主人公形象，基本上是按照正、反、合的逻辑模式发展的。《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的形象当然是“正”，即正统的或正宗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文化价值的体现，所谓“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相比之下，《神雕侠侣》的主人公杨过形象则无疑是“反”，冲动偏激、反叛师门、挑战传统价值；张无忌的形象则是“合”，合郭靖的单纯质朴与杨过的聪明伶俐，合郭靖的为国为民与杨过的至情至性。作者是想“极高明而道中庸”，张无忌的形象，是对郭靖形象与杨过形象的一种艺术上的统合或中和。
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我们几乎处处都能发现这种“中和”的痕迹。张无忌出生之地名为冰火岛，这不仅是说这个岛屿是身处北极冰海中的一座火山岛。作为张无忌生命最初的生存之地；这—环境的命名，实际上也暗示了未来的主人公张无忌的性格：冰与火的中和，当然就温暖宜人。进而，张无忌作为武当名侠张翠山与天鹰教“妖女”殷素素的儿子，他身上流动着的血脉也是正、邪两派的中和。进而按照金庸小说的惯例，主人公最突出的武功技艺常常是他的性格与人生的最好的说明或补充。郭靖的降龙十八掌、杨过的黯然销魂掌，无不如是。那么，张无忌的九阳神功、乾坤大挪移和太极拳、太极剑，当然也就应该是主人公性格最重要的提示：第一种神功代表张无忌的热血和赤子丹心，而后两种神功都是对乾坤阴阳的中和与圆转。张无忌出道江湖之后最大的行为目标就是要在以六大门派为代表的正派集团与以明教、天鹰教为代表的邪派集团之间充当和平的使者，谋求正、反之“和”或“合”。
二、张无忌的性格对于《倚天屠龙记》一书的武林世界，实际上是一个大大的异类。
张无忌生平的—大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出生与成长环境的独异。除了上述冰海火山的象征意义之外；在这一环境中出生并成长起来的张无忌，在性格上当然会有明显的与众不同之处。一是冰火岛孤悬海外，与世隔绝，年幼的张无忌虽非孤陋寡闻，但毕竟是耳听者多、眼见者少；二是在这个岛上除了张无忌之外，就只有他的父亲、母亲和义父三人；从小独得三位长辈的厚爱深受不含杂质的爱心润养，培育了他无比淳厚的天性。因此相对于世俗社会的小人和庸人，他是天真的“自然人”；相对于江湖现实中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海中人”。总之，对于《倚天屠龙记》的世界，张无忌具有彻头彻尾的赤子衷肠，实际上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另类人物。
张无忌性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他过分的诚实与单纯。九岁以前的张无忌一直生活在一个单纯透明的环境之中，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谎言。所以张无忌不会说谎，也缺乏辨别谎言与欺诈的能力；于是他的一生总是免不了不断地上当受骗。尽管他母亲临死之前谆谆告诫他“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但这一血的教训仍未能改变张无忌的诚实天性并没有使他从此变得精明起来。而他所经历的人生，也是一段不断被狡计与谎言所欺骗的经历；让人想到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大师伏尔泰的小说名作《老实人》和《天真汉》中的主人公。张无忌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傻瓜，他聪明而不“精明”，所以在这个精明人的世界中，张无忌也就只能像老实人、天真汉那样，成为世俗社会欺骗的对象和笑料。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张无忌这样的老实人、天真汉，也同样成了我们认识和反思现实世俗社会的一面具有一定光洁度的“镜子”。它照见了江湖，也照见了江山；照见了正派的不正，也照见了邪派的不邪；照见了统治者的残暴，也照见了反抗者的卑污。虽然，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作者的镜子意识——对中国的传统文明、世俗社会以及欲望人生作出映照、反省、批判的创作意识——还不是非常自觉，但这部作品毫无疑问是金庸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部小说之后，金庸写出了《连城诀》、《天龙八部》、《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其中《连城诀》的主人公狄云是更加地道的“老实人”，而《侠客行》一书的主人公石破天则是更加地道的“天真汉”，《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不仅仅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时还是那个欲望/非人世界的观察者和反省者；《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这个主人公最大的性格特征就是不能做政治上的入世入时之人；与之相反，《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入世而又入时，只不过证明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所有这些角色，都不仅是一个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同时也成了那个传奇背后真实的历史文化世界的观察者、反应者或透视镜。金庸小说创作的这一转变，正是从《倚天屠龙记》及其主人公张无忌开始的。三、在《倚天屠龙记》一书中，主人公张无忌不但武功高强，而且医术通神，他有过一段学医的经历，并且有行医的本领和资格，这是张无忌形象的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在蝶谷医仙胡青牛逝世以后，张无忌堪称当世第一名医。在医德方面，以“见死不救”而知名的胡青牛就设法与宅心仁厚的张无忌相提并论了。
在这部小说中，张无忌随时发挥自己高明的医术，常常成为小说叙事情节的—种重要的推动力，张无忌利用自己的医术疗伤拔毒、治病救人，同时常常借此使自己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四、年幼的张无忌每天都在玄冥神掌的阴寒痛苦中煎熬，每天都受到死神的威胁，如此长达数年之久。这种独特的经历，对张无忌的心理和性格不可能不产生巨大的影响。在这部小说中，张无忌并没有当真以行医为业，但学医的经历加上行医的经验，对这一人物的心理、性格及人生无疑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简单地说，就是对他的生命意识、人生观念、善恶价值和人文情怀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张无忌的医术如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的医德和医道——即对生命的了解、重视、理解和悲悯。实际上，张无忌的第—次“出道”，就是为了救人，是出于他的医者仁心的推动：目睹峨眉派对明教锐金旗壮士残忍凶狠的大屠杀，忍不住挺身而出，质问峨眉派，看起来仅仅是个无知小子的天真发问，实际上正是一个大仁大智者对真正“不明真理”者的提示或警戒。然后，张无忌就开始了杀人屠场上的救死扶伤，为锐金旗的壮士们止血包扎。再后来，他又以身相代，宁愿让杀人不眨眼的灭绝师太对他连击三掌，也要阻止这场打着正义旗号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这样的场景中，张无忌不但是一个英雄、一个侠士，更是一个医生，一个具有悲悯情怀的人道主义者。实际上，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所有的行为，无不可以看成是救死扶伤。接着为明教和天鹰教“排难解纷当六强”，后来又为救六大门派的高于而奋不顾身，最后号召和领导天下英雄起而抗元，无不是对人间的“救死扶伤”。医生的职责和仁心不仅深入骨髓，进而泛化为张无忌一切行为的内在动力。
小小的张无忌其时当然还没有什么独立思考的能力，所谓生命意识，其实也不是张无忌苦思冥想的结论，而只是对前辈哲人有关生命思考和议论产生了奇妙的共鸣：“生死修短，岂能强求？予恶乎知悦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新生乎？”
或许当年的张无忌对《庄子》的道家生命哲学尚未有真正深刻的领悟，因而对生命如“做大梦”、死亡如“醒大觉“之说还只是下意识的心理共鸣。但经历了一番孤独寂寞的出生入死之后。再在光明顶地道中听到小昭所唱的小曲中的“展放愁眉，休争闲气。今日容颜，老于昨日。古往今来，尽须如此，管他贤的愚的，贫的和富的”；“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受用了一朝，一朝便宜。百岁光阴，七十者稀。急急流年，滔滔逝水”，想到十余年艰苦备尝，今日又困处山腹，眼见已无生理，自会“不禁魂为之销”。也就是说，此时的张无忌，已经从住日对死亡的安慰性的想象，上升为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从盲目的或消极性的乐观，上升为清醒的或积极性的悲观。张无忌再一次在精神脱胎换骨，一旦从山腹中走出，就会让自己的生命大放光芒。
五、早在幼年时期，张无忌尚未登上武当山，就被别有用心的玄冥二老抓去，且让他身中玄冥神掌，当然这是为了逼他说出义父谢逊的消息。那求生不得的痛苦煎熬可想而加，但当殷素素问他是否说出了义父的下落时，张无忌昂然回答：“他便打死我，我也不说。”此一言，足见少年张无忌坚强的意志和他的英雄气概。当张无忌出了山腹，走上光明顶，看到的是在六大派围攻之下的明教、天鹰教一败涂地的场面，听到的却是明教、天鹰教教徒们神态庄严、将死亡置之度外的生命的歌唱：“焚我残躯，熊熊圣火，生亦何欢，死亦何苦？为善除恶，惟光明故，喜乐悲愁，皆归尘土。怜我世人，忧患实多！怜我世人，忧患实多！”听到这样的歌唱，张无忌更是不暇多想，挺身而出，想要“排难解纷当六强”。此时，张无忌的生命意识，已经从本能的想象层次、知性的体验层次，进一步上升到理性认知的层次。
进而，在蝴蝶谷中受到武功高强的金花婆婆和少女阿离的胁迫；张无忌武功不济，便以牙还手。使得少女殷离对张无忌的个性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更好的例子，也许还是当他受到纪晓芙的临终嘱托之后，十四五岁的张无忌便历尽艰辛，将更加幼小的杨不悔万里迢迢地送到她的父亲杨逍的手中。杨逍问他要什么样的报答，张无忌问答道：“纪姑姑没将我瞧低，才托我送她女儿来给你。若是我有所求而来，我这人还值得托付么？”对此，我们还能说张无忌没有性格、没打主见、没有英雄气概么？成年之后的张无忌当然没有幼年时那样简单，但却决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年纪越大就越没有主意。不想加入明教，但却当了明教教主，当时的情况其实是：“张无忌耳听得杀声渐近，心中惶急加甚一时没了主意；寻思：“此刻救人至于一切，其余尽可缓商。”可见，张无忌并非当真没有主见，而是始终以救人为重。后来张无忌在推辞不得之后，对明教约法三章；要求明教上下人人严守教则，为善去恶行侠仗义；本教兄弟之间务须亲爱互助，有如手足，切戒自相争斗；要求明教对中原各大门派既往不咎，不再去和各大派寻仇。如此立场清醒、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言简意赅，又怎么能说他没有主意、没有性格、没有英雄气概？
张无忌对赵敏说倘若大家不杀人，和和气气、亲亲爱爱的都做朋友，岂不是好？我不想报仇杀人，也盼别人也不要杀人害人。”这些话听起来实在有些孩子气、实在太“糊涂”，但其中却有清醒又清晰的思路，并且为江湖人生，实际上也为江山历史提供了另一种价值选择的可能。
张无忌确实十分随和，许多事似乎都是无可无不可；但若以为这就是无主见、无原则，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最突出的例子是我们看到张无忌可以暂时接任明教教主，但当明教势力不但震动江湖而且震动“江山”之际；张无忌却赌咒发誓决不妄想，这就是他的原则。他实在对王位、对政治不感兴趣，当然也知道自己没有那种从事传统政治斗争的天性。张无忌有的，只是对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做“人道启蒙”的天赋与条件，那就是他的赤诚、天真、善良、仁爱和悲悯，和他的生命意识、做人良知、人道观念与人文情怀。在读过杨逍所著的《明教流传中土记》之后，张无忌感慨万千，顿悟“只有朝廷官府不去欺压良民，土豪恶霸不敢横行不法，到那时候，本教才能真正的兴旺”。遗憾的是张无忌这样的人即使有再多的悲天悯人之心，能做一个合格的明教教主，但肯定不是—个合格的政治家，他自己也坚决不想当一个政客，所以，他注定不是朱元璋这样的政治流氓的对手，及早退出。
最遗憾的是，问题其实还不在于当时的张无忌有何作为、如何行为，而今天的作者和读者怎样去认识张无忌的这些行动与作为。我们看到，还是有那么多的人将悲天悯人当成胸无大志，而将野心私欲当成伟业雄图：将赤诚真挚当成傻瓜笨蛋，而将撒谎骗人当成智慧精明；将救死扶伤当成软弱无用，而将杀人如麻、流血漂杵当成英雄气概；将人道的启蒙当成无知的呓语，而将霸道的逻辑当成天下惟一的人生至理箴言和历史的规范法则，岂不悲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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