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从郭靖与杨过的冲突谈起

“中国传统文化中许多时候是关注整体和对传统的尊重，维系传统，向传统认同多于看重个人的独特性和创作性。结果是那些对生活有特别经历，或对信仰的某一层面有特别感受的人，很不容易得到认可和接纳。”

──引子

“射雕三部曲”可以说是奠定金庸先生“武林盟主”之位的三大著作，其男主角虽然都是侠者，却又大异小同，他们分别具有儒、道、佛三家的人格魅力。此处只对关系十分密切的《射雕英雄传》之郭靖与《神雕侠侣》之杨过略加比较，浅谈具有中国特色的“父子关系”与教育理念。

如果说《射雕英雄传》是英雄的史诗，那么《神雕侠侣》就是情爱的词话。如果说严守礼法、循规蹈矩的郭靖是儒家传统理念中理想的卫道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那么个性张扬、率性而为的杨过就是道家所提倡的逍遥之侠。正如学者陈墨所说，“真正的儒家之侠，即使是‘穷’也想要‘兼济天下’的，这叫不坠青云之志，真正的道家，即使是‘达’也首先是要‘独善其身’，这叫洁身自爱，往往全身而退，有心归隐”。可见郭靖与杨过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是个性、气质甚至人格理想都根本不同的两个人，这对“父子”－－郭靖是杨过精神上的“父亲”－－的种种冲突，其根源是文化传统中，舍小我顾大局的信仰与实现个人价值的人文理念的冲突，是传统教育中家长权威与子女个性的冲突。

郭靖是一个憨厚正直、笃信大义的典型的“儒家传统主义者”，是正统道德观的楷模，是礼教大防的卫道士，而杨过则是一个人文主义代表，是任性偏激的个人主义者，是传统概念里离经叛道的异端分子。“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风度”，这样的思想差异令郭杨这对“父子”矛盾重重。

“郭靖做事情，只问大是大非，讲礼、讲理、讲义；杨过做事情只问自己的好恶，偏激热烈不顾一切”，这样迥异的价值观，加上森严的礼教制度、“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理念，注定了杨过与小龙女的恋情是要遭到以郭靖为代表的儒家礼法卫道士们的强烈反对的。郭靖在这所扮演的是一个过来人、一个长辈、一个权威代表的角色，“他用‘礼教大防’的武器，坚决地阻止杨过对小龙女的追求。他从来就没有理解过杨过，只是‘希望’和要求杨过无条件地按照他的生活信条去行事，去做人”，他觉得这都是理所应当的，是毋庸置疑的，这就跟现实中的许多父母一样，他们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都是替孩子着想都是对的，孩子应该也必须按照他们所规划的那样去发展去生活，哪怕最后证明了这是错的，他们也还是可以用“出发点是对的是好的”作为脱罪或免责的依据，而且还能得到“可怜天下父母心”的褒扬，而子女们呢？接受了，才是好孩子才是孝顺才是乖，不接受呢？那就是忤逆，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辜负了父母的一片良苦用心，就是不理解父母。可什么是理解？理解应该是建立在沟通的基础之上的一种换位思考，而沟通应该是君子式的“和而不同”的交流，而不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的压制性的谈话。可郭靖就是在完全没和杨过沟通的情况下，判定杨过要娶小龙女－－学生娶老师这样一件事情是胡闹，是乱 伦，是错误！甚至在杨过“坚决不认错”的时候想要一掌结束掉他这条小命。

但就像小说中杨过所说的一样，他没有错，他又没做坏事又没害人，他只不过是在宣布小龙女是他的老师的同时又宣布要和自己的老师结婚罢了，这要是放在当下，也不过就是“师生恋”或“姐弟恋”嘛，碍着谁了？没有。他只不过是在追求人格的独立与个性的自由时，以一种与儒学精神及其伦理规范不大相符的形式将这种追求表达出来而已，而且这都是利己但不损人的事，错了么？不。但郭靖所代表的权威可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自己所捍卫的神圣的“国法家法”受到了侵犯，而且还是来自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的公然挑衅，这个时候他们就搬出了传统教育中的另一套理论－－棒下出孝子，你不听话是吧？还抬杠是吧？看我不打死你！就算是在现在这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社会里也依旧存在着“我自管教我自己的儿女，干别人什么事啊”的观念，更何况是在法与理不分家的时代呢？这套理论，经典理论，说白了，就是家庭暴力，理直气壮地存在了几千年的暴力。

这样的教育理念与沟通方式，有什么理解可言？这样的“父子关系”能不矛盾重重、冲突不断吗？

确实，从社会本位的角度出发，儒家“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责任感、“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从而不考虑个人得失甚至牺牲自我的崇高追求都是十分可敬可佩的，但从人文主义的观念来看，“儒侠的人格却未免因‘礼’而不得独立，又因‘中庸’而缺少鲜明个性，甚至有许多难以避免的情感与理性的冲突”，当他们选择理性、事业而牺牲情感与个性时，形象就变得不那么可爱了。而道家之侠的表里如一，虽然少了几分可敬，但比起儒侠来还是要可爱得多的，而他们为实现自我，实现人格独立、个性自由的真性情所做出的种种不懈努力和执著追求，则使得他们不但可爱也同样令人钦佩敬仰。可敬缘自其无私与崇高的信仰，可爱来自其自主与执著的追求，他们的好与坏、对和错都是要摆到具体的环境中去衡量的，并没有什么通用的公式可以一举将之概括，但郭杨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社会共性，这不只存在于小说之中，也存在于中国千年来的历史之中，更存在于现实社会之中－－文学作品，尤其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社会现象，金庸先生自己便在《鹿鼎记》的后记中承认“小说反映社会”，要改变或者说改善这种关系还是要靠理解、靠沟通。

教育，不是要把谁“复制”成谁的模样，而应该是引导一个人朝着合适的正确的方向去发展去成长；沟通不是谈判，不该弥漫着硝烟，更不该充斥着压迫与反抗的较量。所以，“和而不同”应该不只是一种君子态度，还可以是一项教育原则、一种沟通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父子关系”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彰显主体性与独特性风采，这应该是每个初生牛犊的凌云壮志与冲霄豪情吧，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却总会遭到传统教育理念的百般阻挠，这势必会使得个性主体与教育权威产生摩擦甚至激化为矛盾冲突，这应该也是文化冲突的一种吧，是千百年的思想沉淀使人们对此司空见惯了吧，好比一个风湿患者每到阴雨天就要忍受病痛的折磨，久而久之麻木了，似乎都忘了要去治疗，疼已经成了一种习惯，疼了就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哎呀，老毛病了，早习惯了”，就好像哪一天不疼了反倒是不对劲的，可疾病终究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而这样“尊卑分明”的“父子关系”和教育理念本身就是一种病态，不但该治而且该根治，“和而不同”正好就是对症下药，病去如抽丝，所以耐心地慢慢治疗怎么也比任其恶化要好的多吧。

以上是金庸小说所引发的一些思考，纯属个人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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